以“新的史料系统与新的学问”为题来谈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》的重大学术价值，是突出了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》对于推动中国音乐史学将有新的发展的重要意义。这部具有“中国音乐文物集成”意义的巨著，历经12年，已出版了10卷8册，就各卷中收录的那些跨越近8000年、约5000余幅的各类文物图像，以及近200万字的文字资料，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，自不必待言。可以说，这已经在音乐文献之外形成了新的史料系统。但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已经不断地感受到，这些历经久远的岁月而积累起来的历史遗物，却在新的文化土壤中，生发出新的生命来。化死物为活物，化腐朽为神奇，这正是历史文物的独特魅力所在。
记得在本世纪初，当中国的新史学创立之初，当时那位跨越新旧史学的代表人物王国维便说过，“古来新学问起，大都由于新发现”（《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》）。他当时曾举学术史例，来说明这一观点。当然，王国维还讲了另一个不可少的方面，即在新发现的基础上，还需要有新的学术眼光，要有信贷研究方法，这样才能开辟一个新学术方向。
在中国音乐史学术领域，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研究，若要追溯古代的传统，可以提到宋代吕大临的《考古图》、王黼的《博古图》，但是这仍属于古代金石学的传统。至于真正用音乐的方式来进行音乐文物的考古，还是近代的刘半农，他当时是用现代声学的手段来测定清宫古乐器。此后，这门学科发展虽然缓慢，却也有两个不小的进步和飞跃。一是50年代以来，中国的音乐史学家如扬荫浏、李纯一用考古界的成果来丰富和补充中国音乐史的研究。再是70年代后期，吕骥、黄翔鹏等人进行的陕、甘、晋、豫四省音乐文物考察和著名的曾侯乙乐器的出土及其研究。但是，若要从整体上对8000年来的中国音乐文物有一个基本的把握，就势必要有一个相当系统、完备的音乐文物史料体系，而这正是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》能够提供我们的。
一个曾侯乙墓，其中青铜编钟和其它乐器的出土，已经让音乐史家感叹到先秦音乐史应当要重写，而一套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》，它作为对全国各省音乐文物进行普查、测音甚至研究的结果，又将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！更何况，我们看到，伴随着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》产生的过程，在近10年，已经有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，不仅对中国音乐史研究，甚至对我国历史学、考古学、科技史的某些重大研究，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，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。
此外，有必要提到的是，伴随着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》的各种考察、科研工作，其中的多种知识性成果，也已经运用到当代中国的文化、教育建设中去，诸如庆祝新中国50周年的百种铸造和设计、中国音乐文物在海外的展览等工作，使这方面的工作具有新的时代意义，并且在学校美育的音乐教育领域，相关的知识性成果也已经进入课堂，成为青少年学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的一部分，这些都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，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文化效益。因此，我们或许可以补上王国维没有讲到的一个方面，即一个新的时代，可以使原本是死物的历史文物，具有新的文化意义，形成新的文化功能，这恐怕是音乐文物在其学术价值之外，还具有的另一种重要文化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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